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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好像是袁枚或是李渔，总之是清代一位有钱有闲还有逸情雅致的贵族文士，在他的一篇愉情养性的文章中介绍了一种自己身体力行的养生方法：每夜令两位未成年少女左右陪睡。待到夜半子时一阳生之时，便从陪睡的少女口中吸取香唾(没有嗽口，想来应臭)。这种养生方法与理论出自魏晋道教徒，可以在《道藏》中看到。笔者不是性学研究者，不知这是不是属于性变态或“性榨取”。总之读后，有一种沉重，找不到李约瑟、高罗佩那样宽容大度的感觉。在古代有多少青春少女的幸福都糟蹋在这些道学家的淫乱之下，这不是性工具又是什么? 其三，房中术在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客观上产生和承担了一种性启蒙性教育的作用。虽然孔老夫子说过“食色，性也”，但在“万恶淫为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性无知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蒲松龄的笔下就曾出现过一位不知过性生活的书痴郎玉柱。据性学研究者报道，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有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还不知道什么是性交，以为和男性握手拥抱就可以导致怀孕。还有一些青年夫妇结婚多年，天天同床但一直未能怀孕，经看医生，才知道他们从来就未有过性生活。这正是前述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进行性普及教育的原因之一。在古代，房中书(包括春宫图)就起了部分这样的作用。远在东汉时期，张衡在其“优美的婚歌”(李约瑟语)《同声歌》中，就描写了一对新婚夫妇怎样一同参照房中书的描写、春宫图的描绘度过新婚之夜的情景。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即描写了这样的情景，人们读后，又可以起到相同的性启蒙的作用。在为人们所诟病的小说《肉蒲团》中，一位道学家的女儿、被称为“女道学”的玉香小姐，就是被其夫、书中的主人公未央生用市售的春宫图进行性启蒙，才知道性生活的乐趣的。直至民国时期，房中书与春宫图仍在坊间的书摊通过租借流通和在普通的民家流传。当时李约瑟在中国的成都进行社会调查，询问房中术的传播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四川的士绅淑女或许有半数以上是这样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房中书用于家庭的配偶之间可以增添欢娱，但落入卖淫者手里便可以起到舒芜先生所指出的那种作用。《肉蒲团》卷四第十八回就有类似描写，当为明清社会现实的真实记述。当代仍有，应该不是奇怪之事。其四，关于房中药物。准确地讲，房中药物与中医临床的补肾药物有所区别，前者内服则激发肾火以壮阳，外用则靠刺激性具以勃起;后者则通过滋补肾阴以养阳。前者欲求速效以满足情欲，不惜伤阴以壮阳;后者欲求养生健体，不惜缓效以固本。目的不同，功效迥异。民间传统对此认识颇多误区。例如，认为某些哺乳动物的雄性生殖器如虎鞭、鹿鞭、牛鞭等具有强力的壮阳作用。这些物品的滋补壮阳效果，并非中医和民间俗信讲的那么强大。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现代药理学证明，这些动物的阳具，除了睾丸中含有一点点动物的雄性激素外，绝大部分只是普通的肌腱纤维和蛋白质。激素内服后，不能在人体内储存，故为效甚短，更何况一副睾丸又有多少激素。此外，动物的性欲(发情)一年一度只有短短的几天(只有家猪经过人类的驯化成为例外，但未见有“猪鞭”入药之说)，其原因在于，动物只有经自然选择、为繁殖所需的性本能，即所谓“兽欲”，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不能激发，也不可自我控制;人类则不同，人的性欲是生理的本能与思维情感高度结合的产物，只要条件适宜，可以随时“发乎情”，欲求控制，则须“止乎礼”;如果不能自我控制，便成了“兽欲”。可以说，从某种角度讲，人类的性欲望和性能力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动物。不知大家注意没有，电视台播放的动物世界中，有一组关于野生老虎发情交配的镜头。画面见到，雄性老虎发情后，如同得了失心症，一心一意寻找雌虎交配，甚至不惜冒着被雌虎伤害的危险(似乎雌虎对性交的兴趣不大)。据解说词讲，老虎每次交配仅仅维持几秒钟(画面显示亦是如此)，一天之中重复数次，而后各奔东西，一年之中雄雌不再相见(除了争夺生存的地盘)。老虎的家庭从来就只有雌虎与小虎，谁又见过拖儿带女的虎爸爸。老虎性欲的低下，正是其走向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动物保护学家为此伤透了脑筋。试想，老虎如果具有强大的性功能，为何活着时自己不尽情地享用以繁殖后代，硬要发扬风格死后留给人类去壮阳!  其五，性变态。中国后代早已有性变态、性倒错的记载，有些行为甚至令人发指恶心。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中没有性变态的内容，同样是因偏爱而产生的偏见。且不说高氏无法对其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罗列的一些性变态材料不好自圆其说，从他在《秘戏图考》中提供的春宫图来看也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些图版中有女性同性交、男性与女性肛交以及男性之间肛交(分别见英文本《秘戏图考》platexvii、platexix及《花营锦阵》第四图“翰林风”、第十九图“后庭花”)。有人研究统计，中国古代的性变态形式至少不下二十种。既然房中术讲求的是通过性技巧招式求得满足，怎么能够断然否定人们在照式出招时不会标新立异发扬光大另创新招，在得意之时不会忘乎所以?国内一些学者由于无法见到最基本的研究资料，或者是见到而不愿承认，便照搬高罗佩的现成结论，正好迎合了有些人“好的比别人早、坏的比别人少”的国粹主义心态。 关于中国古代房中术，一味地否定与一味地肯定同样是不足取的。十余年前，笔者已经撰有五万余言的文章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见《诸子养生说》，漓江出版社，1992年)。未读该书而对本文质疑者，恕不作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