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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有机会脱身的。就在4月4日各国公使召开会议的当天，早在1922年就与李大钊相识的杨度，到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没走，是因为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追随李大钊多年，时为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上世纪50年代撰写《李大钊先生传》披露：李大钊说“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李大钊被捕当日，也就是4月6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据第二天出版的《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尚镇定”。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4月7日下午，李大钊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4月8日《晨报》报道说，“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李被捕时，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 除捕人外，军警还搜走了足足七卡车的材料。《申报》刊发的题为《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记》的消息说，“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李大钊被捕后，顾维钧尽管不愿承担责任，但还是在当日深夜，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向苏联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称苏联使馆“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装、宣传赤化之物品”“此实违背国际公法”与“中俄协定”“为此提出严重抗议”。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证据提供给中外各报馆。同日，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 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晚年回忆：“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北京当局将“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馆，借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查抄了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后，张作霖连夜在顺承王府召开会议。 《世界日报》报道称，在这个紧急会议上，“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会议决定分三步办理，包括：向各国使馆说明意义，并声明尽力保护俄大使和俄使馆;酌派军警看守俄使馆;通告各方，使社会“得明真相”，并声明对抓获各华人，除嫌疑轻者将予释放外，其余一律移送法庭办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