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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着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天，傍晚6时，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召开会议，讨论营救方法，并准备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并要求释放其妻子女儿。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决定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奉系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世界日报》4月10日、11日、13日) 北洋政府的前高级官员章士钊亦有活动。章士钊游说奉系总参议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称“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彼时，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据《晨报》报道，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北洋前高官梁士诒主掌的奉系军阀内部的政治讨论会，明确主张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1927年1月，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梁士诒为政治讨论会会长。4月9日，政治讨论会开会，关于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一案，经长时间讨论，决议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政治讨论会之所以有此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当时，为了决定是否将领事裁判权交还中国，英美等国组成法权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司法状况展开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军人对司法的干涉太多。 在此背景下，政治讨论会认为，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案“现在主张交法庭之最大着眼点，在鉴于本案受世界注目，而上次司法调查委员团，对中国法权，多有所借口，是此案正可借以彰中国司法独立之精神，以减外国不信任中国法权之意。”会议决定，“推举梁士诒、杨度二人为代表，前往顺承王府陈述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