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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 李世民即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从617年到629年的这12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综合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认为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突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12年的阴影，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以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纳谏改过，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12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