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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她来到哈尔滨。说我是新闻记者，又是报社革委会成员，前途光明，不想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她给我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并附上她的结婚照片。她还劝我应当和她也认识的祖莹侠好。 1968年1月6日，我和报社同事祖莹侠结了婚。结婚10个月后，她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乡下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就因为医术比较高明，工资较高，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有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满身大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背心和短裤到室外去，说是让他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罪行”。他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为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便在隔离室里上吊自杀了。去世时，他还没见过我这个女婿…… “这些事情直接改变了我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秋冬，政治风云变幻，我自己也被打倒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968年清明节，李振盛在刑场拍摄了一些照片。那次行刑一共枪毙了8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因为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因为他们“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 两人中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听到判决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摄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我都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受难者的照片在定影液中渐渐浮现，他默默念叨，“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记录历史。” 其后半年，他仍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 1968年12月26日，李振盛被报社的“支左小将”押到台上，站在他曾经批斗过别人的地方，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革命群众高呼，“打倒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1969年转眼即到。这年3月，王国祥当上了红一连的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珍宝岛保卫战。 炮弹在他和战友的身边爆炸，“心脏都要震出来了”，同时，他的精神世界经历着更为深刻剧烈的震荡。 他最好的朋友王庆容，在战斗中牺牲了，留下40块党费和一封写在纸烟盒上的遗书。“那封带血的遗书，我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什么时候都能背出来。” 战争结束后，和往常一样，上面下来人总结经验，“整材料”。 他对这样的宣传套路无比熟悉，但在亲历了炮火和牺牲之后，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总要我们往高拔，我特别反感。战士打仗哪有这么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枪，我不能让敌人打着自己，得先把敌人打倒，就是这么简单。 再说有的人都死了，怎么找他去聊?怎么去给他提升思想?但他们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么反修防修，提高到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他们写总结材料时就说，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想着毛主席的语录，什么敌人来了高呼毛主席的语录……没有那个事儿，战士看到敌人进攻来了不赶紧以牙还牙、以炮还炮、以枪还枪，猫在那儿记语录? 我过去做报告、写材料，大话空话也有，但好歹总是先有事实，再提升拔高，像这样一件真事儿没有，全是假话的整材料，真是头一次碰上，反感透了。 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任仲夷，在李振盛为他拍的文革中惨遭批斗的照片上签名 “林彪摔死了” 1971年9月，在部队的王国祥和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李振盛都听说了那个骇人的消息。 “林彪摔死了!” 李振盛最早是从一个朋友嘴里知道的。他对林彪并无好感，第一感觉是这个代表着极左势力的人倒下了，政治形势将出现重大改变。 但在王国祥心中，林彪是个不折不扣的军旅英雄，“我很崇拜林彪，他是我们军队的副统帅，骁勇善战，斯大林要用3个师来换他一个人。”他不敢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坏消息，“我真是用了很长时间来转那个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都写进党章了，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呢?” 此时，李振盛已经在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两年了。 “五七干校”，是1968年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兴办的“劳改营”式农场，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 柳河五七干校是毛泽东做出批示的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十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除此之外，各省市地县还办了数以万计的“五七干校”。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此类干校方才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我们去“五七干校”，是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种地、割草、砍柴、伐木和修路。很多人悲观地说这辈子再也干不上专业了。但我坚信将来还会干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因为有人在电锯上干活时失去了手指。 除了艰苦的手工劳动之外，晚上我们还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参加讨论，并根据毛泽东思想分析我们的世界观。 在柳河“五七干校”，已婚夫妇不允许住在一起。我妻子祖莹侠在另一个连队，有时在劳动时能看到她，但只能相互看一眼，点头打个招呼。后来，每对夫妇每月有一个晚上能够在一个小房间过夜。当我们在一块时，莹侠常哭诉，实在难以承受超强劳动给她的伤害。 我们的儿子笑寒只能送到山东老家由奶奶来带，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奶都没断。我们非常想念他，但不能够表示出来。从生理上、精神上、心理上，都在受罪，但这些情感决不能外露，必须表现得积极向上，诚恳接受改造。 “林彪事件”之后，社会空气悄然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寻找各种理由离开干校。李振盛回哈尔滨休假，发现红卫兵、批斗会、高帽和批斗牌子都不见了，“大家都放松下来了，想待在家里，培养孩子，自己动手做家具。” 1972年，在干校苦熬了两年多的李振盛夫妇又回到《黑龙江日报》，他的第一个重大采访任务是跟随拍摄西哈努克亲王在哈尔滨的访问。当他站在一辆红旗牌敞篷摄影车上时，突然意识到，经历过批斗、抄家、寒冷的拉练和五七干校的劳动后，“我挺过来了，仍然在这里，仍然站着!” 为历史作证 1987年，李振盛拿出压在箱底近二十年的《虔诚者》，与另外19幅“文革”纪实图片作为组照，参加“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这次摄影大赛开创了将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摄影创作分单元竞赛的先河，影响甚大。 李振盛这组名为《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新闻图片荣获大赛最高奖项——“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