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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私批修，整治错误思想，狠刹不正之风、惩治歪风邪气，干部的娇气、傲气、贪污、腐败被扫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的风气你们根本想不到，就是正，请客送礼的几乎没有。那真是个路不拾遗的时代，没小偷，没抢劫。大家都过着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风气多好啊，现在要达到那种程度，社会那可真是美好。 现在不行，现在这个社会我有很多看不惯，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一种不能容忍的程度。 他原本打定主意，在部队干一辈子，但1975年，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裁军，明文规定，“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地方政权，参加过‘三支两军’的，都要转业”。 所谓“三支两军”是指“文革”期间，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因为“学毛著”成名，王国祥在“文革”期间深得组织信任，曾作为军代表担任过黑龙江省革委会委员、鸡西市革委会委员。 “当兵17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吃苦耐劳。一天割6垄小麦，一顿吃8个发面饼，一天喝6壶白开水……那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一张转业名单嘎然终止了他的戎马生涯，“没啥说的，愉快服从吧!心里当然有疙瘩，但看跟谁比去。珍宝岛打仗，牺牲的战友他们又跟谁比?不管怎么着，我们活着呢，还要啥?老婆孩子都有了。”  转业到地方后，他先是分配到北方无线电一厂当副厂长，分管销售。凭着军人的战斗作风，他带领销售人员全国各地奔走，开拓市场，还出过一本书，“《推销员与推销术》，被齐齐哈尔市经委指定为厂长经理学习班教材。” 后来他调到齐齐哈尔城市规划院做党委书记，担任过全国城建设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国家建设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等职务。“改革开放之初的政工工作是最难做的，以国家集体利益为中心，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两种思想对撞得很厉害，我们那个单位知识分子比较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相比工人更难做。我一直受的都是正规化教育，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做政治工作，我也这样做：中央的文件要给下面讲透，组织党员学习党报党刊，把党员的思想统一在中央政策周围。” 1998年，李振盛到齐齐哈尔拜访他时，看到他一家三代8口人挤在一套不到九十平米的小三居里，儿子、女婿全都下岗了，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人，什么风浪都经得住。人的思想总有起伏，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土地承包下放啊、什么工厂倒闭啦工人下岗啦，这些很具体的事都发生在我的身边，想躲也躲不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也学别人说过类似的话。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是对的，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他的笑容透着几分自豪，“我在哪个年代都是积极分子。”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16岁时也到珍宝岛当过几年兵，现在同他联系很少，经常来看他的是女儿，“我先问问她，她很忙，不一定能接受你的采访。” 等了两天，女儿回话说，“别找事儿了，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吧。” “心好、真诚、不安分，有时做事整得有点过，”这是老伴肖敏对他的评价。他们家里开了两桌麻将，来的都是周围的邻居，象征性地交点茶水费。王国祥披挂上毛主席像章和军功章拍照时，有个邻居推门进来，驻足看了几眼，大声说，“这是整啥呀?给钱吗?” 从那个一人独尊的时代过来，真有点怕了 李振盛和祖莹侠也育有一儿一女。女儿李笑冰毕业于人大新闻系，曾任香港《文汇报》政治新闻首席记者，现在全家都住在美国。 我和王国祥有相通的地方，我们都曾经用最大的热忱、纯洁的青春追随过毛泽东思想。 我至今还记得王国祥当年的报告给我的冲击，他在报告中说自己是带着名利思想入伍的，他参军前学过中医，原打算到部队进修，将来能当个名医。 那天回家后，我在日记里写道：“王国祥的名利思想是想当‘名医’，我自己的名利思想是想当‘名记者’。王国祥敢于亮出自己的‘私’字公开斗，我却包住‘私’字不敢亮，这就是差距。我要学习王国祥，隐蔽的私心公开斗，闪现的私心及时斗。要搞好思想革命化。” 如果不是后来的经历和遭遇，我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王国祥认为“文革”不能全盘否定，甚至认为“文革”还有某些正面意义，我可以理解，但无法赞同。 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们必须对“文革”进行充分的反思，让人们知晓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那绝非一个值得追忆的美好年代，人们相互攻击以便能够生存，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被打伤和被打死的人，以及那些使其他人受苦的人。当时，许多人被迫做一些后来让他们感到羞愧的事情，包括我本人。 他的老伴和女儿都信基督，“她们天天做我的工作，想发展我!” “冥冥中，确实有一种力量引领着我，是佛，是神，是菩萨，是上帝，都有可能。我相信‘人在做，神在看’。” 1962年8月，李振盛作为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班长，被同学推举为学生代表，不听院长劝阻，去上访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要求别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第二年毕业时，新华社挑选了包括他在内的5名学生，送北京二外学一年英语，培养驻外记者。公布分配名单前，代理院长把“不听党的话”的李振盛从名单里拿下，改为发配黑龙江。他几经“自谋出路”，最终到黑龙江日报社报到当天，在日记中写了两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当时是出于对毕业分配不公而泄愤，鬼使神差地写了这两句话，‘文革’中被人翻出来，还挨了批斗。没想到，后来我还真的做到了。” 电话里，听到他老伴祖莹侠插话，“那是神对你的指引。” 李振盛朗声大笑起来，继而甚为严肃地说，“基督教义真的很好，我也曾经在感动中做过决志祷告，不过有两点，我真的不大适应。” 他说，每逢听到基督徒引用《圣经》，“我就会想到那个非常年代，早请示、晚汇报，开口闭口都必引用毛主席语录;‘查经’这种学习方式我也有心理障碍，我们那时候，就是拿毛选当《圣经》学的，天天查、天天背。” “基督徒爱说，上帝是惟一的真神!这个我不敢苟同，多元化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非要‘一元化’，我从那个一人独尊的时代过来，真有点怕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