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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变法，“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利于下而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0)，必然触动豪强权贵以及贪赃枉法腐败官吏的权益，生前便招致强烈反抗，浮言私议、怨谤攻讦四起，甚至他革除皇帝冬月普赐朝臣貂皮帽旧例的举措也被指责是因为自己“ 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野获编》卷9)。在推行丈田均粮改革中，“诸王孙遮道而噪，诸酋长抗疏而陈，诸军士荷戈而哄”(《答山东巡抚何来山》)，张居正断然下令“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万历实录》卷112)。对于身后结局，张居正生前并非没有料到;但为了变法图新、济世救民，“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书牍》卷12)。他把自己看作是“耿耿于迅飙之中”的“孤焰 ”，甚至“自知身后必不保”，却毫不退缩，反而加快改革步伐，一再嘱告：“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书牍》卷13) 张居正实施的一些新政虽被废止，明王朝大厦将倾的颓势也非他寸石孤焰之力所能挽救;但他执政变法的十年确为明中后期最有生气的时期。经他“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至明末天启、崇祯朝濒临瓦解之际，朝廷终于想起了这位当年的“救时宰相”，“日久论定，人益追思”，为他恢复了名誉。 张居正祸发身后，从个人身家遭际来看固然是一场悲剧，但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明通鉴》卷67)、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并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张居正的边防新政是中国古代运用长城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的典型范例。一如魏源《圣武记》所述，张居正等张弛驾驭、整饬边防，“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 张居正病故之后，一条鞭法仍基本上沿续下来，孙永泽在《春明梦余录》中称“海内通行者将百年”。一条鞭法普遍推行顺应了历史潮流，直接导致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从而进一步推动城镇经济发达、士绅与市民阶层壮大、手工工场作坊中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合发生近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科学巨匠迭出，通俗文学繁荣，意识形态相对活跃，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呈现出逐渐求变、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标志着烂熟的农耕文明母体并非千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