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退休生涯，伴随着讲授周总理那些我亲身经历的感人故事，走进了一些党政机关和部队、院校。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的成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 7月14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开设了“我与这五年”专栏，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讲述他们与正风反腐相关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开栏第一篇就请到了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的纪东少将，分享他在这五年中感受到的党风政风新面貌。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任秘书，纪东陪伴了周总理生命中的最后8年。他194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1961年从西安应征入伍，成为建国后中央警卫团首次面向全国招收的警卫人员之一。1968年8月，时年25岁的纪东到周总理身边担任秘书，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工作。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纪东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在秘书局担任信息处长。他于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1987年调任武警司令部任作战勤务部长、办公室主任。1994年，纪东转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同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退休后他从事周恩来生平相关的历史研究工作，担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他将自己的秘书经历集结成册，出版了《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和《非常岁月：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两本回忆录。 由于经常到党政机关讲课，纪东明显感觉到了机关作风的转变。各个地方或单位都安排在食堂餐厅吃饭，陪同的人员、饭菜的数量等都有规定。少了吃吃喝喝，破除了作风积弊，大家反而感觉获得了“解放”，更轻松自在。 让他感受较深的还有称谓的变化。他曾常听到干部们称一把手“老大”“老板”，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很不适应。如今，“同志”终于回来了，“老板”“老大”几乎绝迹，这让他怀念起把“同志”看得至高无上的周总理，在他珍藏的几个总理题字的信封上，写的都是“纪东同志”。 在文章中，纪东用周总理拒绝“特权”的故事用以共勉：年逾古稀的周总理一次陪外宾出差，宾馆房间里放了一盘广柑，他觉得这就是“特权”。 长安街知事APP发现，无论是在讲座还是回忆录中，纪东都多次提到总理“严于律己的修养”。 周恩来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 总理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 周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回来时，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对自己的亲属、晚辈，总理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963年，周总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讲，领导干部要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 纪东表示，一段时间，党的好传统好作风被一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忘记了初心，忘记了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大搞权钱交易，甚至拉山头、搞宗派，乌烟瘴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上到下抓作风建设，“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处了大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党员领导干部，惩治了大量的腐败分子。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在他看来，我们党历史上如周恩来总理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有责任懂。不仅要懂，还有责任把他们那种担当、那种历史自觉传承下去。 “一碗肉、一盘水果、两个馒头，这些东西哪会被现在的人看在眼里？但在战争和困难时期，它们折射的就是我们党艰苦奋斗、不求享受的优良作风。共和国的大厦就是在这样的精神高地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的我们当自重、自警、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