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7日，力行社特务处长戴笠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人事申请，内言某人“尚赋闲南京，现……愿侍奉左右，籍供驱策”，希望蒋能批准任用。这本是众多呈报中的一份，蒋介石对此的批示一般以“如拟”“可也”等方式批准，再不济也会写上“来见”，意即待见过此人之后再决定是否任用。
    在当时，无论是戴笠还是侍从室的呈报参谋都没有觉得不妥。可恰恰就是这么一份呈报，蒋介石在旁边赫然写上了“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这是破天荒的一例，也是蒋有生之年中唯一的一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此人是谁？究竟做了什么事让蒋如此反感？
    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位主角说起。
    

    此人姓俞，单名一个墉，字哲人，1905年10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的一户商人家庭。俞墉先后就读于县立小学和省立第四中学。1923年4月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受到进步青年影响而加入国民党。或许是觉得理念不同，俞墉仅过了三个月就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此后在胡公冕、季方的介绍下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黄埔军校的俞墉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加上他考入军校前一个月正式转为共产党，使他一度成为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之一。1924年11月军校毕业后，俞墉先是被周恩来要到政治部担任中尉组织员，1925年其历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步兵第3大队第10队上尉副队长、校长办公厅上尉干事、第四期入伍生团第3营第9连上尉连长等职。1926年5月又当选为血花剧社执行委员。
    像俞墉这样不断在军事和政治岗位上转换历练的一期生并不多见，蒋介石还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亲调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1科少校参谋，可见蒋有培养并重用此人的想法。不仅如此，蒋对俞墉还非常信任，通过以下两件事可见一二。
    其一，蒋介石在正式宣布北伐的第一天就命俞墉携带由参谋处制作的计划图表和秘密指令送至各军。其二，蒋介石特派俞墉携带一份图表齐全的军事动员令送达苏联顾问加伦。如此重任，可是连蒋介石忠实信徒的众多国民党员都没有的。
    或许蒋介石在当时有引导俞墉重回国民党的想法，不过当时的俞墉对立场颇为坚定。然而，随着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发生，俞墉的信念以及他今后的仕途被完完全全的改变了。
    由于俞墉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在蒋介石的总部自然无法安生，好在蒋也不杀他，这使俞墉能够成功前往武汉归队，并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湖北警备团中校副团长。可是好景不长，汪精卫在同年7月发动“马日事变”，俞墉在对前途悲观失望之际，郁郁前往上海寓居，终日无所事事。其实蒋介石一直在向他张开怀抱，但俞墉顾虑到当初离开南京前往武汉的行为没有应召。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年。曾因反蒋下野游走欧洲的邓演达于1930年5月秘密返回上海。邓演达一到上海就寻找在上海以及江浙地区赋闲的黄埔学生，号召他们一共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试图以此来寻求新的政治发展，长期赋闲的俞墉便是积极响应的一员。
    1930年8月9日，“第三党”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中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俞墉被选为委员并参与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在俞墉积极开展活动时，邓演达却被早已掌握其动向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俞墉虽然不在邓氏身边，但仍于10月4日在拉斐德路（现复兴中路）桃园新村8号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侦察队抓获，随即关入狱中。
    自己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吗？俞墉心有不甘，但又无力改变，只得在狱中浑噩度日。好在他的校长蒋介石还没有放弃这些跟随邓演达试图反蒋的学生，便派遣戴笠去狱中劝说他们“自新”。俞墉遇此机会自然不愿放弃，他和同在狱中的余洒度、韩浚、陈烈、徐会之等人纷纷表示愿意“自新”，俞墉甚至还在1931年3月25日公开在报纸上发布启示，以表重回蒋介石麾下效力的立场。
    就这样，俞墉在初入国民党参加革命，到共产党、再到第三党，终于在前后折腾了近七年之后重新“归队”了。
    

    俞墉重新回到国民党，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军政部航空掩护大队中校大队长。对于黄埔一期生来说，到1932年还只是中校的仅寥寥数人，这让俞墉觉得十分尴尬。但你也不想想自己之前的“劣迹”？此外航空掩护大队并非普通部队，而是担负当时的新兴军种——空军各机场的安全职责，要知道当时的每一架飞机都精贵得很，轻易不能损失。可对俞墉来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过低的级别，于是在干了大半年后，自己提出了辞职。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干军事职务，那就搞政工吧。俞墉迎来了他的第二个职务，新编第1军政治训练处上校处长。级别是够了，可新1军远在西北偏远地区，这一去可苦得很。不过戴笠在俞墉启程前赋予了他一些特殊使命，如监视西北驻军的动向，发展国民党嫡系在甘肃的势力等等，这倒使俞墉感觉肩负重担，决定在甘肃大展拳脚了。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甘肃情况非常复杂，不仅有中央军与杂牌军的矛盾，还有杂牌军与杂牌军的矛盾。新1军当时属邓宝珊的陕军，除了中央军试图染指外，位于陕西的杨虎城、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也都有意争夺，这就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受西北军残余势力影响的土著部队了。
    
    俞墉在坚持到1934年9月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的工作很难展开，就打电报到南京希望能够回去。可是俞墉接连打了三次申请调回的报告，蒋介石就是不批，无奈之下，他只能在10月5日第四次打报告，并声称自己生病了，且是“脑部病痛”，请求蒋介石能够批准给他“假期赴沪治疗”。
    蒋介石终究还是同意了。不过俞墉的一连串表现，可能使蒋介石失望透顶。于是在俞墉试图投考陆军大学正则班失败，并希望再谋职务由戴笠出面申请的时候，蒋介石以俞墉此前所提出的“脑部病痛”而作出了“此人神经病，不能再用”的批示。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于这位一期学生依然存有师生之情。对于这位让蒋介石十分无奈的学生，蒋在1936年12月亲批准俞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并在俞墉1938年10月毕业后不久，派他到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担任少将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毕竟是闲职。值此抗战危难之际，即便是俞墉也想要能够出一份力，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拼杀一番。可俞墉的经历使他不可能再有担任部队长的可能，于是他找到了一期同学胡宗南帮忙。胡宗南念及同窗之谊，出面向蒋介石提交申请，并在经过争取后为俞墉谋得了第1战区挺进第17纵队少将司令的职务。虽然不是正规军的部队长，但好歹是一支部队啊，俞墉赴任去了。
    第1战区挺进第17纵队当时位于晋西南地区，任务是配合战区野战部队开展游击作战。较差的战斗力、复杂的形势、艰苦的环境，注定了这支部队很难在此情况下存活下来。俞墉使出浑身解数，期间数次指挥部队阻击日军，但还是在1942年2月被日军击溃了。俞墉此后虽然被第1战区新任司令长官蒋鼎文调回总部担任作战人员研究训练班办公厅主任，但已经身心疲惫的俞墉仅在到职三个月后，就辞职前往西安闲居。
    抗战胜利之后，俞墉于1946年2月18日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不过此时的俞墉已经志不在军旅，他与李侠公、李奇中等人组建“中国军事学术研究会”，并创办通讯社，以研究会和实业为掩护一方面从事策反工作，一方面做好上海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以迎接上海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俞墉被任命为交通部专员，后于1960年8月去世，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