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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或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门户的。两国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近代海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相继开始组建新式海军，并且互以对方为假想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高潮，却以中国失败、日本取胜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海战场交替进行的近代化战争，尤其是以拥有独立的海上战场而为其显著特征。回顾这场战争，特别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海上作战行动，我们不难发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也为世界近代海军及其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战经验。深刻反思检讨甲午海战在历史与军事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海军竞赛及其影响 1840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1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胚里海军准将率领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迫同意对外开放。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争开双眼去观察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战略格局。他们还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强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开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迫使中国人积极探索自主兴办海军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66年，清廷批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创办人是左宗棠。从1869年初夏到甲午战争前，福州船政局共建造舰船34艘；福州船政学堂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干部，奠定了人才基础。日本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也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天皇就看出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创建海军建议书》中提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竟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国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这份建议书认为，在今后七年里，日本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作军备。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了以武力政府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接收幕府军舰，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改造原属幕府的横须贺造船厂，派遣海军造船留学生，聘用外国海军教官，兴办海军院校，组建新式舰队。明治天皇甚至还亲自发起从每月的薪俸里捐款建造军舰的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