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 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