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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倒是防护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防护团很简单，只要有力气，年龄在16－30岁之间就可以报名。我认识一个防护团的，是我们十八梯一个开草药铺家的儿子，叫傅二娃，16岁。我们小时候就常在一起耍。关系非常好。他比我大一些，常常在娃娃们吵嘴打架时护着我。傅二娃参加防护团后，穿上了灰制服，很神气。防护团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夫子祠，整天听训话、练动员疏散和伤员救护。 为预防空袭，防护团和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许多制高点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每根绳上挂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直径有1米多。当日本飞机向这方飞来，预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一个红灯笼。当空袭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两个红灯笼。当紧急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三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三个红灯笼同时被放下，日本飞机的炸弹也就几乎同时往下掉了。如遇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架子上就会挂出一个绿灯笼，意思是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当时市中区的较场口、枇杷山、鹅岭，南岸的黄桷丫、洋石灰厂等地都有这种架子。  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山头布置了不少的机枪钢炮，就是打不下日本人的飞机。 5月3日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是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三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再也没躲过，死的死，伤的伤，整个十八梯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尸体。 你们看我这后颈项上的疤就是那次轰炸留下的。我今年七十多了，“大轰炸”离今天差不多整整一个甲子年，它留给我的不仅是伤痛，而且是对日本强盗刻骨铭心的仇恨！ 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在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防空洞门口，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 5月3号下午一点半，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马上挂出了三个红灯笼，街上的人都开始四处躲藏了。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大概还不到吧，飞机就已经临了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吃。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母亲急切地询问着弟弟在哪里？这时我看见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日本飞机轰炸会搞脏棉被。我急忙迈出门坎去找弟弟，并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就在我冲出大门两三米的一刹那，只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两耳一聋，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现在想来很幼稚，躲在桌子底下咋能躲过飞机炸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