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卢沟桥是中日战争爆发地点。抗日战争纪念馆就修在卢沟桥，来往参观者络绎不绝。但是，如果一个孩子向我们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卢沟桥是中国和日本的边境分界线吗？”恐怕很多人都不知该怎么回答。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位于北京西南。虽然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我们中国人是怎样忍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什么一直忍到被对方扼住咽喉，才最终决定跟鬼子拼了？
    
    在卢沟桥参观，仅仅谴责帝国主义嗜血成性、凶残成性、屠杀成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是否想过，自己缘何软弱至此！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不懂事的孩子的问题？孩子们问得对，问到了问题的要害。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因为我们一直没胜过，一败再败。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28艘军舰、15000人，迫使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18000人、法国7200人，长驱直入，圆明园付之一炬。以2.52万人的兵力入侵一个大国的首都杀人放火，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奇迹”了。
    
    1894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开创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说起来挺吓人的，八个国家合起来打我们一个国家，可八个国家究竟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来了8000人，俄军4800，英军3000，美军2100，法国军队800，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满打满算，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的八国联军官兵，总共18811人。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那七个国家就都迫不及待出发了。北京一带，有义和团民兵五六十万，清军十五六万，可是仅仅10天就被攻陷了。
    
    当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发动“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希特勒讲了一句话：“苏联是个破草房子，我一脚就能踹倒它。”希特勒错了，把自己的腿都踹断了，满盘皆输。
    
    但是中国，当年是个真正的破草房子，谁上来踹一脚，倒了；弄一个梁撑起来，再上来个人，一脚又踹倒了；再撑起来，再被踹倒。
    
    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之后，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设在天津，约定人数8200人，其中日军400人。
    
    这就埋下了“七七事变”灾难的火种。外国在你眼皮底下驻军，竟然合情合理！后来，趁着辛亥革命的混乱，日本把这400名驻军由“清国驻屯军”改为“中国驻屯军”，暗中扩大编制，至“七七事变”时，已经增加到六七千人。这就是典型的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
    
    中国有句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国家的核心区域，本应拒对手于千里之外，可竟然让人家久居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两国尚未开战，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我们的咽喉，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我们就是从这样的耻辱中走过来的。
    
    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向我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中方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带领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等4位将领出席，日方则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6名日方将领出席。
    
    中方将领的帽子都放在桌子上，日方只允许冈村宁次的帽子放在桌上，其余几人的帽子只能放在膝盖上。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中方代表的地位看上去比日本人高，但实际上呢？
    
    当时，何应钦从湖南芷江坐飞机到重庆，沿途均由日军提供警卫，到了南京，看着实在不像话了，蒋介石才从重庆空运新六军两个连到现场担任警卫。
    
    整个投降仪式的现场，包括会议桌、签字的文件、布置、警卫等，全部由日本宪兵提供。国民政府部队还远在西南。你说，日本人表面跟我们签约投降，心里服气吗？
    
    有一幅著名的油画：中方代表昂首挺立，日方代表深度鞠躬，谦恭地递上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书。这幅画看着解气，但其实，与当时的真实场景大不相符。
    
    另一张反映当时真实场景的照片，则被台湾的李敖骂了个底朝天，说递交投降书的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才鞠躬30度，何应钦竟然鞠躬60度，到底是谁向谁投降啊！
    
    后来有人对李敖解释，因为会场的签约桌子太宽了，小林浅三郎个子矮，递不过来，所以何应钦需弯着腰去接。可是照片看得很清楚（再看反方向的照片）：何应钦一点儿都不比小林浅三郎高啊，既然两人个子都不高，需要你那么弯腰去接吗？
    
    投降仪式前一天晚上，何应钦还专门派他的副官到冈村宁次那里告知（何应钦与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第二天签约仪式希望你们不要带指挥刀来。因为投降仪式上带来的指挥刀，必须双手呈交，对日本人来说很不好看。果然，第二天7名日本指挥官没有一个带指挥刀的。
    
    我们为对方考虑得非常周到，留足面子，蒋委员长还专门给麦克·阿瑟去电去信，建议保留日本天皇。所以，不是美国人首先想保留日本天皇——他们当然也想，有效利用天皇有助于有效统治日本。但美国人还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蒋委员长已经给麦克·阿瑟去信了。
    
    有些西方人说，中国人悲情太重，老揪着过去不放。为什么不向前看呢？一些中国学者也随之附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的耻辱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我们对过去，是真的认清楚了；还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认识加以粉饰？有些回忆是很扎人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宁愿忘记。
    
    
    但我以为一个民族真正要崛起，就一定要明白：有些事，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