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来自50个国家，在会议期间集中讨论并通过了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会议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因中国是会议发起国(中、美、英、苏)中按字母顺序排位最靠前者，因此由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自此，一个对战后国际秩序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最终取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中国政府富有策略的外交斗争以及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若没有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理想主义政治家的扶持，以当时中国仍然较为贫弱的国力，英、苏两国领导人的轻蔑态度，能否取得这样的地位是要划上问号的。

中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中国的四强地位确立

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便有了以美、英、苏、中作为“四警察”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设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作为主要对日作战国家的战略地位更加受到美国的重视。1941年底，美国在《联合国家宣言》文稿中，首次将中国和苏联提到与美、英并列的位置。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是后来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思想渊源之一。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首次出现在国际性文件上。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举行第一次会议时，罗斯福说服丘吉尔放弃反对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立场，丘吉尔勉强同意了罗斯福的“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之年。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后，又赢得了库尔斯克大捷;英美在北非扫清了德意残敌，又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法西斯随之垮台;美军在攻下瓜达尔卡纳尔岛后，在太平洋战场也取得了战略主动。为了协调盟国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打败德日法西斯，商讨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美、苏、英三国外长于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其中一项重要议题便是拟定一份旨在建立战后安全制度的《普遍安全宣言》。在美国看来，这次会议是保证四强联合行动的开端。因此，美国提出中国应同美、英、苏一道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与会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其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后果。”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开始不同意，但赫尔直言相告，如果宣言不以四国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在美国强硬态度下，苏联最终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在通过外交途径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被授权与美、苏、英三国外长一起在《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了字，中国的四强地位就此确立。这项宣言第一次向世界宣布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并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英、苏才接受了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不久，斯大林提出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原想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议，但遭到斯大林的严词拒绝。鉴于此，罗斯福只得变更计划，决定在举行德黑兰会议前，先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会议。实际上英国人的对华态度也可说是极为傲慢的。尽管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丘吉尔便极力推动中英合作，也认为中国在牵制日军进攻东南亚和南亚方面的战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欢迎中国成为战后世界联盟中的一个重要成员。1943年3月，罗斯福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时坚持“在解决世界问题时，需要把中国和其他世界强国联合在一起”。丘吉尔立即反驳道：“说中国是一个与英、美或苏联平等的世界强国是非常错误的。”他否决了英国外交部将中国视为“将做出最大贡献的四个领导强国之一”的提法。在他眼中，中国的地位无法与法国或波兰相比，甚至比不上“最小但古老、历史悠久和光荣的国家，像荷兰、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

就是在苏、英两国不甚合作的姿态下，罗斯福与蒋介石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就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战后处置日本等重要问题进行了会谈，而且论及了未来国际组织问题。中国政府就筹建联合国提出了四点建议方案：一、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设立之前，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四国机构，协商四国宣言规定的具体事项;二、四国机构的经常机关设于华盛顿，也可在伦敦、重庆、莫斯科开会;三、四国机构应负筹设联合国总机构之责;四、联合国总机构的组织，由11个国家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罗斯福给予了肯定回应：“中国应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随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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