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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中)出行访问，陈诚(右)等人亲至机场欢送1949年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分水岭，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依然晦暗不明。近10多年来，以台湾为核心的海外华人学术思想著作在大陆的出版日见其盛，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和评论也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后儒家热到南怀瑾热，然后是张光直、黄仁宇、殷海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林毓生、李敖……不一而足。如果简单地称之为大陆以外的华人学术思想圈第一代、第二代，未尝不可。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同心圆因为时代的变迁，不断变换自己的半径，从而出现圆心错位，第一代、第二代学人更多的是以台湾为圆心，但越到后面，他们愈加偏离这个圆心，特别是到第三代，有些则是以大陆为圆心，其间圆心的错位是必须深加领会的。因此本文的“台湾”是一个游移性概念，或者说是地缘与政治主题交叉的一个概念;在很大意义上，它更多的是指1949年以后那些以“中华民国”为主权正统的人。
     这批学人在一定的历史社会结构中被陷嵌出来的功能，很难单一化。承受内战之痛、反思内战与政治，及反抗专制极权、创建自由社会，传承华夏文明，当是第一代学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核心使命。反思从而健全已有自由民主之架构，重构省籍认同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抉择和政治前途，当是台湾第三代学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核心使命。他们的智慧度量也体现在其于核心使命的建构力。
     本文将从4条线索来简单描述台湾第一、二代学人，以呈现他们的立体意义：1949年对于学术思想的意义在于它保存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中国未来具有必需的意义。
     “内战疼感”：思想前行的身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直是中国学人的追求，也是智慧度量的标尺。但无论是“究”或“通”，都得以“究”者、“通”者的身体去“究”，去“通”。身体对世界的具体感受，永远是“究”、“通”的底线和边线。因“疼”而抗争，因“疼”而思量，因“疼”而“困惑”，因“疼”而“通究”——“疼”者，“通”也。由“疼”出发，而不止于“疼”，乃学术思想，甚至文化创造的必由路径。
     20世纪中国最大的“疼”是什么?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不一定是;是长达10年的“文革?不一定是，因为受者，不一定觉得“疼”，特别是经常性的“疼”。但无论是什么，我们必须明白自身的“疼”是什么，我们是否将“疼”做了转换，是否像一个自虐狂在被虐待中欢叫。1949年以后的大陆，生长出一种特别的能力——“话语转换”：“内战疼感”通过“革命话语”转化为“革命快感”;“文革疼感”通过“反极左话语”转化为“批左快感”。人们将“疼因”对象化，在批判一个自身之外的事物中获得道德和理论上的愉悦。钱理群先生提出将“苦难”升华为“精神”，而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常常因提前到来的“快感”而遥遥无期。人们因此不再有反思的能力。我们的思想也因此缺乏如此的反思张力。
     “内战记忆”在大陆被转化，在台湾则因承担败局而彰显它的“疼”感。“疼”感由“败局”而来，但不停留于“败局”，否则只是一种怨，一种恨。黄仁宇指出：“对于内战时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P198，北京三联2001年)黄仁宇的思考几乎全部来源于这一认识。
     黄仁宇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与胡适比较相似，出使在外遭遇政权更替，并留在国外。不同的是，黄仁宇观点尚未成形，基于自身对国共两党两军不同于他人的多样化印象，对内战及其结局的解释不再停留于两党两军的具体比较，特别是不再停留于腐败与贪污的解释上，而进入历史的视野：“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种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P161，北京三联2001年，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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