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不得好活，大人物不得好死”，这话是我说的，但却是从李敖语录中化出来的。李敖的原话如此：“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强者，多不得好死。”在我看来，李敖的许多话当不得真，这句话却说得极其到位。对弱者来说，他们体会得到的是生活的艰辛，生存的不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而对强者来说，体会得到的是事业的辉煌，生命的张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狂放。但是，甘蔗岂有两头甜，强者往往是众矢之的，处于明枪暗箭、阴谋诡计之下，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败走麦城，以各种非自然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强如萨达姆者最后不是走上了绞刑架吗?此乃为“不得好死”。

《史记》中“不得好死”的大人物可谓多矣，“不得好死”的方式也可谓千奇百怪。

屈原是早期著名的“不得好死”者。

屈原是文人参政的早期代表，他既是当时楚国坐头把交椅的文学家，又是楚国政坛叱咤风云的高级官员，深得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入则和楚王探讨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出则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物。屈原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达到了文人从政的巅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文章写得好，你的官做得大，可是，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完?在同僚的暗算之下，楚怀王慢慢开始疏远屈原。

如同一切文人一样，屈原从来不会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埋怨最高领导人是非不分，贤愚不辨。他片面地夸大了内心的苦闷，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反对体制的诗章—《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本来就是屁大点事，经过屈原生花妙笔的渲染，最后成了关乎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他追述到帝喾往事，赞扬齐桓伟业，叙述商周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这不是明显的厚古薄今吗?仅仅厚古薄今还不可恶，最为出格的是，屈原把自己弄成了污浊世界里的圣婴。他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玷污;他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他情操高尚，可与日月争辉。你看，这是人话吗?

最终的结果是屈原被放逐，即使这样，仍没能改变屈原怨天尤人的个性。面对浩浩江水，他大声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自大兼自恋使他痛不欲生。

于是，屈原“怀石遂自沉汩罗以死”。身体缚上石头，屈原毫无悬念地沉入了汨罗江底，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种灵活的投水方式，同时也预告了文人从政的可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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