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唐人喜欢在写墓志的时候贴金已不是新闻，墓志铭中各种隐恶扬善、粉饰乾坤、无中生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唐人自己对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大凡为文为志，纪述淑美，莫不盛扬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变，俾后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称者，亦必模写前规，以圃远大。至天下人视文而疑者过半，盖不以实然故绝。”
     通观这些墓志可知古人写墓志时往往最讲究两点：一是为逝者讳，不揭其短;二是为逝者捧，乃至无中生有为其贴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诗就对这种现象作了嘲讽：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石碑上记载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流传后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干的人却因为没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声淹没在岁月中，最后也就只有当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诗正是讽刺了这种为了立碑而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人为了给逝者求得一篇好墓志铭，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笔价钱专门找人来撰写，而撰者为丰厚的利润所驱使，也不管逝者的为人品德事迹究竟如何，只为了应付所需，随手就能写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样伟大的为贤者嗤、令后代疑的文字。
    
     《旧唐书·李邕传》中就有记载：“邕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歌功颂德的碑文，也正因为有着“鬻文获金”这样强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虽然经常被贬官，但生计并不成问题，甚至还能用这些润笔费来应付结友交游所需的巨大开销。
     刘禹锡也曾在祭韩愈文中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提到韩愈因为善写碑文，经常通过给别人写碑文而赚取巨额稿费一事。事实上韩愈曾为王用撰写了墓碑，于是得到了“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作为报酬。韩愈还在《平淮西碑》大力称赞了韩弘的贡献，因此得到了韩弘的“绢五百匹”，即相当于四百贯钱，而韩愈当时一个月的薪水仅二十五贯钱，一年也不过三百贯，由此可知这种润笔费极为可观。至于韩愈其他的“谀墓”之作，颇受时人讥讽，他的朋友刘叉曾十分眼红韩愈写碑文赚的这些润笔费，拿了他数斤金子扬长而去，还振振有词道：“你这是谀颂死人得来的，不如送给我当生活费。”
    
    
     白居易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后也收到了价值六七十万钱的“臧获、舆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虽然白居易念及与元稹之间的情谊本不愿接受，但推辞不得之下便将这些财物捐给了香山寺，以作修缮寺庙之用。正因为撰写墓志的报酬是如此的丰厚，在这样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这些墓志铭的执笔人也就不能不为逝者粉饰贴金，乃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了。不过这种“鬻文获金”的行为总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广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叩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
     就连杜甫也曾作诗嘲讽过李邕这些以撰写墓志换取巨额稿费之人：“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可见时人对这些好撰墓志铭之人的鄙夷态度。当然，在墓志上贴金并不是唐人才有的习惯，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明确指出这种墓志贴金的现象了，《洛阳伽蓝记》中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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