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莫是缅北重镇，背高山而面平原，西靠伊洛瓦底江，日军凭险坚守。我们先要求空军轰炸扫射，再用大炮猛轰，整个八莫被炸平，土地都被翻过，敌人连夜撤退。我被派过江搜索敌踪，发现有一班敌兵正向居民要食物，我们迅速将其包围冲上前夺了他们的枪，有个开枪反抗的日寇被打死，两个逃走，活捉4 寇。我连夜问他们，他们拒不回答，只指了指我的手枪和指头，意即宁死不屈。从他们身上搜到两面日本国旗，上面签了很多名字，据说是出征时家人、亲友、邻居赠送的祝辞，他们身上都有护身符或妻子儿女的照片。我便将他们押到军部。在八年抗战期间，俘获的日本兵只有两三千人，我们能活捉4 敌，并不容易，我常自豪于心，但从未告知任何人。我的同学吴剑华(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从沦陷区去西南联大上学，经过日军岗卫都必须向日军鞠躬叫日本先生，否则，就是抗日分子，任意打杀。我告诉他，我从未向日人鞠躬，只有日人向我跪拜求饶的。

在一次与英军换防时，对方遗失一包钱(准备发放军人粮饷)，第二天英军需官来找我说起丢钱的事，我很惊惶，考虑后宣布集合，各人带上所有装备，我先查排长，再要排长查班长，班长查士兵，翻查仔细，却无发现。我深信英军需官不会说谎，带着排长、班长遍查驻地四周，最后在一棵树下发现有一块新翻土的痕迹，挖土取出那包英军丢失的钱币(大约有5 万印度卢比)，翌日交还英军需官，他再三向我道谢说我救了他一命。我已经猜到是一班长所为，但我并未处罚或公开此事。非常巧合的是，几天之后在进攻蜜支那的战斗中，这个班长救了我的命!在由八莫向密支那攻击前进中，营长指着地图向我指示：我营第一连现驻A 山头，第二连驻B 山头，你连经B 到A 搜索前进。照营长所指示，我带队经B 到A，是很安全的，可是搜索兵回来报告，A 山头似有敌人。我不相信，亲自前去观察，一排枪扫来，就在那刹那间，拾到英军钱包的那个班长猛然将我推倒，子弹从我头上飞过，救了我一命!原来第一连连长曾长云是个老油条，坏心肠，没有到A 地，谎报了军情。我要求营长查处，营长敷衍塞责，使我气愤难平。因他影响了我的决心，我犹疑不决，陷于敌阵，又有数人伤亡，实在心痛不服，写信给军长，也石沉大海。不过数月后，曾连长被孙立人枪毙了，据说是他抢了当地居民的珠宝。这是孙立人唯一的一次枪毙人，可能也与谎报军情有关。

迎接胜利

1945 年春，时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西斯希特勒垂死挣扎。我远征军在攻克密支那后，如入无人之境，攻无不克，很少有激战，于1 月21 日，与从国内打出的友军，会师于中缅交界处的芒友，中、英、美数十名军政大员，参加了会师典礼。我们受到同胞、战友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会师典礼后，中国名剧团(膺扬剧团)演出京戏，我们很久没听了，更觉精彩。

半个月后，从印度开出的第一车队到达昆明，运来了中国极缺乏的军用物资，输油管也已接到下关。我们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回到昆明，会见了老朋友，又行军去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在中途贵阳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所经之处，大街小巷，鞭炮不停，穷乡僻壤，无人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爱国情绪高涨，从未有过!到达南宁后，乘船东下赴广州，接收日军投降。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到处一片旗海，我们受到广州市民的欢迎!

忆当年回国所经之处，如昆明、贵阳、南宁、广州，我们受到广大青年男女学生出自爱国热忱的尊敬。

我们都存有卢币，出手豪爽，很多同事都交上了女朋友，速成结婚的有几十对。后来去到台湾，全被老蒋小蒋打成匪谍送进牢狱，那些胜利夫人也遭到刑讯，大多下堂求离，琵琶别抱了!

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不久，我们奉调去东北打内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拒不随行，远去越南经商。我从军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不是为了打内战自相残杀。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我已尽了国民的责任。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我同逃难、同投军、同战斗的同学们，他们大都在缅战中阵亡，如无锡的顾纪常、南京的许炳新、苏州的徐佩林、安徽的李汉庭、广东的壮陶、周有良，都是好青年，都为国捐躯了。而今斜阳衰草，乱石白骨，有谁忆及? 死者已矣，而在台湾的幸存者，人人都因莫须有的“共谍”罪名下狱四五年。如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郭庭亮、刘益福等缅战有功将士，被囚禁22 年之久，造成极大冤狱，岂不令人叹惜!至此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把在长春被俘的新一军官兵全部放释。他们及其子孙都是反“台独”的积极分子，更不会为“台独”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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