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把这位幸运儿送人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仅此一夜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皇室有了继承人，便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爽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3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刘爽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使得王氏外戚登上了西汉的政治舞台，为日后的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

三、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3人并领尚书事。任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3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时期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体弱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技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虽然元帝“柔仁好儒”，终因用人不当，威权旁落，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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