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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鲜卑贵族丘堆，魏太宗时以军功封侯，拓跋焘时封公。神元年（428年），他与司空奚厅奉命率军退出夏国王之弟赫连定时，当他听到奚厅兵败被俘消息，竞弃兵而走。拓跋焘下令将临危脱逃的丘堆斩首。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中山王辰、内都座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靳于都南”。尚书令刘洁，因矫诏改易讨伐柔然诸将的会期，致“柔然远遁，追之不及”，加之犯受贿等罪，拓跋焘下令“夷其三族”。太平真君八年（447年），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在镇压吴盖起义的战争中，“盗没军资，所在掳掠，赃各千万，井斩之”。拓跋焘很好地使用了其掌握韵赏罚之权，整肃了军纪。另外，拓跋焘本人，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对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保证战斗胜利也起了积极作用。如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亲率三万轻骑，突击夏国都城统万。他与将士一道，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和夏军恶战于统万城外。他曾因马蹶而坠地，上马后仍继续战斗，速杀夏将十余人。后又“身中流矢”，但他仍然“奋击不辍”。由于拓跋焘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又能身先士卒，“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经济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汉，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他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始光三年（426年），拓跋焘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了纳税人户。另外，拓跋焘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他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后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拓跋焘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神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拓跋焘“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中，“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拓跋焘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拓跋焘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拓跋焘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拓跋焘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人民负担起了积极作用。 拓跋焘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图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人民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人物评价 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借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时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此外，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魏朝的封建化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