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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外国汉学的影响，还不得不提及外国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在1930年代前后是又多又快，像成书于1932年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译本，就是典型的一例。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学界对于及时掌握外国汉学动向，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汉学论著的译者，在这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驿骑”角色。 在这里，也许不需要再去重复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这一黄金组合翻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说明高本汉论著的大多翻译者，如张世禄、贺昌群等，也都是很好的专业学者。就连最早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也是经胡适推荐，由当年声名鹊起的新锐陆侃如、卫聚贤合作翻译的。而在陆侃如看来，他们的译介，就说为了“东海西海互相印证”（译跋）。 值得一说的，倒是译过不少日本书籍、不限于汉学著作的孙俍工。孙俍工1924年赴日留学，他本来学的是德国文学，可是很快翻译了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文》、塩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児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通论》，兴趣完全转到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他在各书的译序中，谈到过对中国只有整理国故、保存国故的口号、成绩却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谈到过他要借翻译来使人看到在被我们自己抛荒的文学园地里，经别人代耕，而有怎样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也谈到过如本田成之对于孔子“别开途径”的理解，可为中国学者取法实多（《中国经学史》）。对中日学界当时情况的判断，大概是他译书的动机。据说他在1928年回国任教后，短短几年就编出几百万字的书来，其中像《文艺辞典》、《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国语法讲义》等，有人说都涉嫌抄袭日人（彭燕郊《那代人·关于孙俍工》）。这也大可说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学术，不光是汉学，何等优越。当然，他翻译铃木虎雄、塩谷温的著作，按赵景深的说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颇大”（《文坛忆旧·文人印象·孙俍工》）。  《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鲁译。 另外一位翻译日文书极其勤奋的是王古鲁。王古鲁1920年赴日读的本来是英文系，1926年回国后也教过英文，但是他翻译过的日本书籍，题材广泛而杂驳，涉及小说与经史之学、语言文学、民族和对外关系，既有论述，也不乏考据。由于他对日本学界的追踪，与他对中日关系的观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译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1934年编译的《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1936年编写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都在中国学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在他翻译的文学论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吴梅早已表扬过他在翻译中表现出的专业态度，即对青木正児引书“无不一一检校”，故“可为青木之诤友”（序）。1956年他写信给青木正児，又说此书不仅获得“我国各方面极为重视”，还作为“中文本”，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六种，入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戏曲”条目。说明译作本身成了经典。而这一次的翻译，大概也为他后来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说、戏曲，最后成为造诣颇深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做了很好的铺垫。（来自澎湃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