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背后

“举报既是法律赋予百姓的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但在历史上有些牵扯到名人的举报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它的背后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力量。”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官告官 苏轼被关乌台4个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乌台”就是御史台，所以此案叫做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古时皇帝为了控制官员，鼓励一种互相的告密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牵制、监督，人人自危。苏轼的案例本来是因主张变法与守旧两派之间的政见不同，而引发的争论，结果衍化为派系倾轧，可以归入这种政敌之间的举报，未必全是官员存在不法行为，而是从政治立场出发，采用的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苏轼的乌台诗案，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张仁善说。

经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 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其实，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宁织造府为皇帝搜集各种讯息，如果别的朝臣有什么叛逆之心，他就会在奏折中举报给康熙。”张仁善指出。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就曾在专文中谈论过这个问题。康熙推出了“奏折”体制，“奏折”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曹寅呈递给康熙的奏折，都是由“家人”或者“家仆”递送往返的，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仆人，他们每个都是官员属下的注册人员。不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织造们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员上奏时的规程，直接递送信息给皇帝。他们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掌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举报给皇帝。

和这差不多，明朝的“东厂”、“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东厂监视文武百官日常活动和应酬交往，刺探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不分昼夜地将获得的情况送入宫中向皇帝汇报。

“但是，他们这种很多已经偏离了举报的范畴，更多可能是党同伐异，对于贪官污吏的监督、举报来说，没什么意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