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1922年出生的舒芜，如果18岁进入大学，应当是1940年。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被聘为副教授。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农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1949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舒芜以为“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舒芜，倒是有一点先见之明，未卜先知，预见到“古文化”在新中国，仅仅具有被批判的价值而已。也许，舒芜做梦都没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竟会如此吃香!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三)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并被发配宁夏。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事件”据说株连两千多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的“污点证人”。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不是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就能够自然痊愈。值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摇摆的社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