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桐城文化世家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但毕竟身属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舒芜迫不得已，述说家世，也要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一员。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二)学术和思想的师友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比起第四代，还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救亡压倒了启蒙。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18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