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稳定了朝廷对他的绝对信任，继而在公元745年即天宝四年，发动了对奚和契丹的战争，以此谋求在军事战功上的成绩而求得玄宗的更加宠爱。奚和契丹原本是归附唐帝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分别迎娶了唐朝公主。安禄山发动战争后，奚和契丹便杀掉了唐朝公主反叛。虽然安禄山出兵讨叛并击败了他们，但是却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丧失信任和信心。

公元747年正月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御使大夫。表明安禄山的身份即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内阁重要成员，更兼有监察百官之责。于是安禄山命令自己的亲信部将刘骆谷常驻京城长安，刺探朝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如果安禄山有事要向皇帝奏表，刘骆谷就替他代写上奏。从此，中央政府的举动皆在安禄山的掌握之中。这一点充分说明安禄山的情报机关已经安置在了中央政府之中。同时也完全表明安禄山是有政治野心的。因为他已经在监听中央政府的动向了。如果此时，中央政府可以及时察觉安禄山的这一点动作。甚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安史之乱是不会发生的。

此时，安禄山暗中阴谋反叛，假称要抵御外族寇，筑雄武城，大量地制造、贮藏武器装备。同时，安禄山每年大量的向朝廷奉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和珍宝玩物。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另一方面，献给朝廷的礼物，一路不绝，以至沿途郡县都因转运这些东西而背负了很高的重担，起到了以老朝廷的阴谋。安禄山真可谓阴险至极，机关算尽!

公元750年，天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唐玄宗赐安禄山为山东平郡王爵位。这是唐帝国建国以来，将领中首次被封为王位。

同年八月初一，中央政府又任命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使他有权自行裁撤地方官员。

同年十月初五，唐玄宗又允许安禄山在上谷可以起五炉铸造钱币。这一年，标志着安禄山既可以建立自己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自治政府，又可以独立制造货币，掌控经济财政。至此，安禄山受宠可以说达到了巅峰，同时，安禄山已经为自己日后的反叛创造好了所有必要的条件。

公元751年，二月，安禄山请求中央政府让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唐玄宗随即改任原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将河东节度使一职由安禄山兼任。表明安禄山已经开始向中央政府伸手要官，而中央政府竟不可思议的同意了他的要求，安禄山的野心进一步做大。在这个时候，安禄山一身兼任范阳节、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地方军政大权，赏罚由已，日益骄横，自认为过去见到天子没有下拜，而如今唐玄宗年事已高，便再无惧怕之心，又看到唐中央政府重边戍、轻京畿、武备松弛，便更有轻视朝廷之心。

安禄山豢养了投降的同罗、奚和契丹士兵八千多人，称做“曳落河”。“曳落河”，胡语就是壮士的意思，还有自己的家将一百多人。这些人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这些人成为自己控制的私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同时，又畜养了战马万匹，大量地制造、贮藏和聚集武器装备。分派胡商到各地做生意，暗中积聚财力。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等人做心腹，以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等将领为爪牙。安禄山自己的小朝廷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而此时的中央政府，唐玄宗年事已高，自认为天下太平，没有可以忧愁的事情。于是居于深宫之中，沉湎于声色犬马，寻求欢娱，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李林甫。而李林甫则巴结讨好玄宗左右的人，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自己受宠信的地位。杜绝堵塞向玄宗进谏的门路，蒙蔽玄宗，以施展自己奸滑的权术，嫉妒贤能之士，排斥压抑才能胜过自己的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多次制造冤假错案，杀戮驱逐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以扩大自己的权势。皇太子以下的人，都见之如畏虎。李林甫当宰相十九年，造就了天下大乱的趋势，而可悲、可恨、可怜的唐玄宗却一直被蒙在谷里。

正是基于种种内忧外患，唐帝国的盛世到了公元755年，宣告结束。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这一年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率领所辖的三镇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在范阳起兵反叛，安史之乱的历史大戏便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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