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船出土

汉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拓主要是沿陆路拓展，尤其是西域方向，海洋方向的发展有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的商人仍是蕃商。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以蕃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洋开拓的物质基础逐渐坚实，南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蚕桑、棉花、茶、麻、水果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推动了国内贸易发展。宋元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两浙、四川和整个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比较发达，丝绸种类繁多，产量大。元代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提到，华商运往印度的商品以棉、丝绸为大宗。元代典籍《岛夷志略》记载的中国输往海外的棉纺品有土布、大棉布等34种。宋代瓷器业集前代之大成，产品大量远销海外的瓷窑有浙江的广元、温州、云和、丽水;福建的泉州、德化、汀溪;广东的潮州、广州等。

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也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搭载200-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身长达16.87丈，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注：本师韩振华认为，郑和的“宝船”实际上身长15丈。参见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第292页。)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商、蕃舶为主的态势，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

当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主角后，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