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代的海贸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整体上还是鼓励海外私商贸易。(注：关于宋元时期海贸政策的详细讨论，参见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57页;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23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水手相率赴洋，足迹遍及日本、南洋和印度洋沿岸，很多华商水手因各种原因长期住藩，成为华侨。缅甸乌爹“俗厚民泰，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马来半岛的龙牙门(现新加坡一带)“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福建及广东的商人社群遍布于占婆、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等港口。”更值得注意的是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规模华人社会的形成。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归来后的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把益等地皆有华人聚居。杜板居民“约千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苏鲁把益“番名苏八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在苏门答腊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东西洋考》记载了苏门答腊旧港地区另一股以梁道明为首的华人势力，“永乐初年，三佛齐竟为爪哇所破，废为旧港。是时南海豪民梁道明窜泊兹土，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

宋代海船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拓殖事业至少已经达到以下程度：

1.发展大规模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南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一大部分人力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商人，也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和大量的廉价手工业产品，这意味着贸易商品从奢侈品过渡到大众消费品为主，使大规模商品出口成为可能。中国商品，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使中国帆船能进行远洋航行，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掌握中国商品和中国商船的中国商人，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角。郑和时期的造船技能，似乎并未超越宋元时期的造船业。

2.宋元时期朝廷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中央政府虽然力图管制海外贸易，但仍给予海上私商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私商网络遍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注：关于宋元时期的华商网络的研究，参见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11-15世纪初)》，《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印度以东水域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海商主导。倾国力进行的郑和下西洋，其活动也基本上与宋元海商的活动范围相仿。

3.华人聚居地出现。海外华人已开始有自己的集中聚居处，而且规模可观。明初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各有数千家和数千人聚居。海商集团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数千家之首，雄视一方。陈祖义为当地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聚居的华人从事共同或相互联系的职业，即海上贸易及劫掠活动。

元末明初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中国海商网络的初步形成和东南亚大规模华人社区的建立，是中国海外拓殖史上最值得推崇的事情。如果说以前中国海外商务扩张仅是贸易的发展带动零星海外移民，到元末明初，则进入贸易和移民并行和互动阶段，若假以时日，中国海外殖民事业当有大成。然而，这一进程则被明朝前期的海禁和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所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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