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5个多月中，宋庆龄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不带行李，拒绝回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到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14日，她从北京饭店直接到南苑机场，乘专机回上海。

宋庆龄悲凉的心情无法排遣。18日，她写信给廖梦醒：“参加完我们敬爱的领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礼之后我又回来了。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爱抛头露面的。朱德同志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如此低调。他得到每一个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爱的总理同志逝世不久，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9月1日，她将几个月来整理出的文物装了一面包车，由两位秘书护送到上海市博物馆。9日，北京又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7031房间。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她已经站立不住，斜靠在搀扶着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终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为唯一坐着与会的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一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庆龄和随从人员乘车来到南苑机场，专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在宋庆龄走向飞机舷梯时，突然接到停飞的命令。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大家都十分惊愕。过了一段时间，又通知可以起飞了。宋庆龄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机回到了上海。对这一突然变化的内幕，她毫不知情。

“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这个消息被中央严密封锁。8日，“四人帮”上海老巢的死党们刚刚得到用暗语传递来的消息。中午他们召开会议，决定抓紧部署发动武装暴乱。而正在这个时候，宋庆龄要返回上海。这位著名的“总理帮”的安全有没有保证?如果临时取消飞行，会不会引起“上海帮”的怀疑?这肯定是需要考虑的。

宋庆龄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遗憾，她没有听到在北京通过口口相传陆续“发布”的令人振奋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统治一直维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学生冲破阻力，高呼口号上街游行。一位服务人员慌慌张张地跑来向宋庆龄报告：“街上有人喊反动口号!”宋庆龄问：“喊的是什么?”“是说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宋庆龄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赶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来了，说：“是打倒‘四人帮’!”

宋庆龄舒心地笑了。“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就估计到了，只是没有料到，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北京后海寓所，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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