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被批评的是他的贪权、专权、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 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