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被批评的是他的贪权、专权、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

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