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行恐怖统治

张献忠进入成都以后，为了尽快稳定秩序，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其后惟听入而禁出矣。”同时对城内居民还实行特务统治，广开告密之法，派人潜伏探查民间言论，“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同时，张献忠还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其刑法尤为残暴，近乎变态。对行刑者，如果“剥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给杀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断手足，次斩，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剥皮……”刑法如此苛严，让人难免对这个农民政权望而生畏。在登基为帝后，张献忠也大肆推行封建帝王的避讳之举，“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顺纪年者诛。及一方文字称谓有误及献忠一字者十家连坐”。

这些措施目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打上了恐怖的烙印，让人不寒而栗。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于争取人心的，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的。

三、专制暴虐，恣情滥杀

对于不愿归降的地主乡绅张献忠毫不留情地给予镇压，但是对于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里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张献忠也不信任，常常恣情滥杀。“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蜀碧》记载：担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高级官吏，如右丞相严锡命，家住在绵州，张献忠路过那里，“见宅第壮丽，即命斩之”。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责百下而死。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死”。这些高级官吏偶有小过即被诛杀，中下级官吏被诛杀的就更多了。其部将孙可望引兵从汉中还成都，有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连名状迓之于郊，献忠怒其沿前朝陋习，按名棒杀者两百”。“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有人劝诫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诸生仪一百钱，论死”。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于是便杀了他来祭旗。如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有谁还能安心的为大西政权效命。张献忠所展示出的不是一个农民领袖的风范，而更象是一个居于权力之颠的暴君。

张献忠的科举取士也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不去参加，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

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这样手段实在是残暴至极，难以安抚人心。张献忠的所谓科举考试只是机械的模仿自己敌人(明朝)的做法，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举行三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需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随意且充满血腥味。《蜀碧》引《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开科取士得武状元张大受，“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张献忠见后喜不自胜，赏赐金银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不到三天张献忠便对臣下说自己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了，竟然派人去把这位新科状元并其赏赐的美女、家仆一并赐死。张大受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也正说明了张献忠的荒谬暴虐，人性之恶也彰显无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