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措施的空白

张献忠率几十万大军入川，其后勤供给问题便显露了出来。以前的流动作战中，可以通过劫掠地主富商家的资财来补充军需。在进入四川后，张献忠的经济举措是一片空白。如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一样，大西军在四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赖没收和打粮。“籍富民大贾，饬各州群籍内富民大贾，勤输万金，少亦数千斤，事毕仍杀之”。

《蜀碧》也记载说：“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劫掠完了也就罢了，张献忠却还要残忍的将人杀害。同时还派军队四出打粮，《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这样的举措对于一个要求稳定的政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如此强盗作风，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

身居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在统治策略上屡屡失误，将自己和四川各阶层对立起来了。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逆(张献忠)残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险阻，皆举义旗”，“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残明武装如川南扬展部、川东曾英部也对张献忠施予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张献忠几次派兵作战都没能取得胜利，反而损失巨大，“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在地主阶级的对抗面前，张献忠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部分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反而以为是“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从而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蜀人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也”。“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沉金银于江”;并且诈称开科取士，将生员士子聚集成都青羊宫，然后杀害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约五千人以上)。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恶其党太多……欲汰(杀害)之”。“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发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使自己更加孤立。张献忠独处于权力之巅，他的欲望如同山巅滚落的巨石，无人可以阻止，于是他的人性之恶也就随心所欲的彰显出来。

张献忠在四川“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1646年底，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在北上的途中，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大西政权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总之，身处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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