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检察厅公布了查抄的电函。这些洪述祖和应桂馨的来往电文均使用了大量暗语。如3月14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外界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宋教仁在各地进行演说，批评政府，应该派人刺杀;3月21日，应桂馨又致电洪述祖称：“梁山匪魁，已被剿灭，我军无一伤亡。”——应该是指刺杀宋教仁成功。

4月24日，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死了，而且死因不明。舆论一时大哗，认为这是袁世凯和赵秉钧杀人灭口。

当时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据当时报纸披露，应桂馨开始还用手帕涂抹吗啡浆过瘾，随后公然抽鸦片烟。为了防止应桂馨也突然死亡，法院下令，禁止其再抽鸦片。

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袁世凯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但德国方面拒绝引渡洪述祖。

由于洪述祖无法到庭，赵秉钧又对“宋案”有重大嫌疑(当时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兼内务部总长，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案就质。

但赵秉钧拒不到庭，而是躲进了一家法国医院。

接替陆徵祥担任内阁总理后，赵秉钧对袁世凯一直是绝对服从，甚至在国会通过自己的总理任命后，干脆将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这样，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但实权已完全操于总统府。赵秉钧对“所有院(国务院)中纸片公文，概不披阅，一切文件直接总统办理”。即使偶尔提笔，也仅仅信手署名，以“总统阅过盖印，必不错误”。内阁总理完全成了大总统的办事员。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刚刚替袁世凯完成了“善后大借款”，举国愤然，将两件事的矛头直接指向赵秉钧。

袁世凯为了平息众怒，接受了赵秉钧的辞职，转而指定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由于洪、赵二人拒不到庭，“宋案”的司法程序很难再走下去。而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一开始对司法程序解决“宋案”持反对态度，在“宋案”司法程序开始之际，他就四处联络，准备搞“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一面通过“善后大借款”搞来的钱扩充军备，一面拉拢各派势力。

很快，“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的军队不堪一击，孙黄流亡海外。袁世凯派人查了查孙中山任职的铁道公司，发现一寸铁路未建，而浪费公帑百十万两，随即以这个名义通缉孙中山。

这之后，孙中山忙着在海外重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打指模、发毒誓效忠领袖。袁世凯则在北京忙着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进而走向洪宪皇帝的宝座。

而喋血上海车站、以生命捍卫共和体制的宋教仁，很快被人所遗忘。曾经轰动一时的“宋案”，也没有了说法。 记者 朱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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