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清朝末年参加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老友，又是陕西同乡，私交甚笃。抗战期间，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庆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里，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当时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但对于老伯印象很深。因为他很喜欢我们，每次来我家，总要逗我们玩笑，我们还爱抚摸他的大胡子。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避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那时有人说，于右任当大官却没有袍子(皮袍)，我父亲说，他哪里没有袍子?最好的皮袍子他都有，他的袍子全都卖了，因为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要送一批陕西青年(其中就包括杜聿明)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把袍子卖了给他们作路费，所以有人称杜聿明他们叫“袍子将军”。杜聿明他们对于右任也十分恭敬。久了不来，于右任就会念叨：“杜聿明娃好久没信来了……”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我从小胆子大，“不诧生”(不怕与陌生人说话、接触)，不怕与成年人交往，所以蒋介石喜欢跟我交谈，因为许多官员在他面前害怕，什么都不敢说，我却不怕，他问我什么我都直说。因此他很高兴。

在我的记忆中，蒋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马路上散步时，从来不回避行人，更不会驱赶行人搞戒严什么的，在马路上来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卫官招呼人们靠边走，让开马路中间的道。因此，沿途总有人停步观望，还有人脱帽鞠躬，甚至或喊万岁什么的，蒋夫妇二人也微笑点头或摘帽致意。

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次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当时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同盟国，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美国陈纳德飞虎队，以及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等等，都是我们少年学生议论的话题。我佩服那些军队的英雄，我读不进去书，想去参军，远离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长们。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简称“空幼”，当年设在成都灌县)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