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引《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646)铁勒诸部，请上太宗为可汗，皆请置吏，唐廷遂将诸部设置瀚海等十三个羁縻府州，以证其说法。然此说却有相互矛盾之处，如高宗时代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称臣，并置州县，以诸国首领或为都督或为刺史，一如铁勒诸部，是故理当称唐帝为“可汗”，然罗氏却将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划归为国际组织之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突厥本已为太宗、高宗所灭，属地置为州县，应属直接称臣，但按《唐会要》记述，阿史那德吉利在称唐玄宗时，也是“天可汗”而非“可汗”，并不符合其说法。

相形之下，朱振宏提出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之尊号，代表其地位是高于西、北各诸民族君长可汗之上，与称唐帝者是否为中国领地或是国际组织一环无甚关系，太宗为共尊的“天可汗”，对外为国际盟主，对内已臣服的诸藩行使职权——“行可汗事”，此说似乎更为合理。

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可汗，任命本族人为各内附州县首领，接受唐官官职如都督、刺史的同时按照其本族习惯称可汗等，以免其族人“伤亡国之痛”，如阿史那思摩既是乙弥泥孰侯利可汗，又是唐化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等，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如派官员参政监督等)，尊重其本地风俗享有高度自治，其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先例则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匈奴人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胡汉官制混用之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即同时有“可汗大点兵”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之语，其中的“可汗”与“天子”明显是指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代，突厥因天灾之故，国势骤衰，遂在隋文帝杨坚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下分裂为两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隋文帝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前例。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继续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几乎达到了“穷一国以奉一人”的程度(据史家分析，炀帝大概是想借突厥兵马攻高丽吧)。然自始毕可汗立，炀帝在赏赐他大量珍宝和一个公主之后，欲施杨坚故智立始毕之弟射匮为可汗以削弱始毕，始毕立刻和隋朝决裂，并转而与隋为敌，兵困炀帝于雁门。突厥从此成为边患，隋末大乱中先后入侵中原数十次，掳掠中原人口达八万之多，直至李靖那次著名的雪夜夜袭之后，局势方才彻底扭转。

殷鉴不远，唐太宗在观照五胡时期的“胡汉二重体制”与隋朝国君兼任外族君上的前例下，接受“皇帝·天可汗”尊衔。然与隋朝所不同的是，隋朝皇帝“圣人莫缘可汗”仅是代表隋帝兼任突厥(或西突厥)一族名义的可汗;而唐太宗的“皇帝·天可汗”却是代表着唐朝皇帝兼职西域、北荒诸民族共同拥护的君主，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例，其意义自是不同，因此太宗在接受“皇帝·天可汗”位号前，先是颇有疑惑，故有“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天可汗事乎?”之疑问，殆群臣及西域、北荒君长咸称万岁后，太宗才接受“皇帝天可汗”尊号，这也是唐朝“皇帝·天可汗”最具特殊意涵的地方。(朱振宏语)柳宗元有诗称颂此一盛况：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旂翻海浪，馹骑驰坤隅。贲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二、天可汗制度的运作

如前所述，天可汗制度为太宗时建立的维系国际和绥关系之机构，用以平抑各国之侵略。贞观四年唐击败东突厥始，唐在亚洲已无对手，遂在“王者视四海为一家”的观念下，建立起以唐天子为盟主，唐帝国为绝对核心，四周邻国为卫星国的天可汗体系，诸蕃借用大唐的声威稳定地区秩序，唐帝国则利用诸蕃来互相牵制维持权力均衡，减少军事开支，目的在于扶助弱小，抑制侵略，运用德、力维持东亚秩序，造就礼、刑世界的典范。天可汗的职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