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行的过于操切，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绪要警惕“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道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要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龠禾，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并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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