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之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龠禾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 “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至死方忠

恭亲王身后得到的哀荣，是不同寻常的。

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对手，恭亲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盘，除了第一次之外，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大权在握的老二，恭亲王永远都是最高权力的最大威胁者，只要看看不绝于史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血腥的宫廷阴谋，就会明白，对于恭亲王既利用、又防范，绝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经质的多疑，而只是一种权力的常识而已。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下岗在家十年，恭亲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戒台寺。寺内有棵“卧龙松”，驰名京师，很少题词留墨的恭亲王，却为之题写“卧龙松”三字，刻碑立于松下。逐渐习惯于忧谗畏讥的恭亲王，如此不避嫌疑地自比为“卧龙”，究竟是如何心意?或许，一条不能腾飞的卧龙，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信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可能就是一条爬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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