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李鸿章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此言虽有偏激之处，却也道出部分实情。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专为直隶、满州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归二李节制，于是出现了威海孤军作战，得不到增援的奇怪情况。中国军队因为门户之见形成的互不统属、各自为阵给日军造成了极大便利，使其各个击破的战略每每奏效。

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是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国际形势紧张，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各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颐和园的山光水色了。资金还有缺口，办法也到了极致，竟用海军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已经到了不管不顾、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兴土木要花钱，贺寿场面也要花钱。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海军申请更新火炮18门需银61万两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颇受重用，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的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此公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