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原定计划九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十三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的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十一月底尚需赶制四十万套棉衣。所以，九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十一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六百四十一件。八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十三兵团而未运走的三万五千零九十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罗掘一空了。当十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二千九百八十件好发。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十万件中，送给27军三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六万多件(另外又拨了三万件)也批给了九兵团(不过奇怪的是，九兵团在这九万件中只挑了六万多件，其余的不要了)。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十一月底，总共发给九兵团新旧棉大衣二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十三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后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件，但在四十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它军据说也有未领者。九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对于九兵团来说，粮食问题其实更要命。本来应该是东后组织的二分部以及兵团新组建的四分部负责供应的，但据20军后勤工作总结摘要，兵团到辑安后，兵团后勤无机关所在地，是直接和一分部接洽的。结果部队十一月十二日入朝，到十八日第一列车一百万斤粮才出发，造成赶不上部队的严重后果。粮食由辑安运到前川，离前线还有三百余里，须翻山越岭。军汽车损失很大，兵后汽车又前运不及，故基本上无法供应前线，造成普遍饿肚，六十师最坏情况是三天无粮。从龙水皮二万斤粮到前线只能收到二、三千斤。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跟进的27军供应也跟不上，因为兵团汽车不得不优先供应20军。十一月十日，27军关于后勤供应的报告中反映，军汽车(20辆)加兵团的汽车(负责供应27军应有150辆，实际只有110辆。此处按照应有量计算，实际相差更远)，全部使用，五天往返一次，每次仅可运输六十八万斤(物资)。而27军每天粮食菜蔬需要量十七万斤，五天就是八十五万斤。这还不包括需要前运的二百五十万斤弹药和二十万斤的其它需补齐的装备。也就是说光是部队每天吃饭都无法保证，这是最头大的事情。因此27军后勤认为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粮食，其次是保暖物品，最迫切的是皮棉鞋和手套(不是棉衣。因为寒区打仗手脚最容易冻伤，而如果手脚受冻即失去战斗力)。

就算连菜蔬也算奢侈品不要，九兵团三个军加兵直、两个后勤分部每天需要粮食二十四万斤，从入朝到十二月底，需要量九百多万斤，实际运到五百一十多万斤，只占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六。如二分部供应的26、27军，每日需要粮食十六万斤(一个军每天按八万斤粮食计算)，二分部汽车一共104辆，平均每天最多运到十万斤，而汽车每天还要损失2、3辆。弹药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只运上两个基数，而且运了弹药就停止运粮食。后方的机关仅从理论上计算认为组织调整得当，就可以保证粮弹供应的看法，被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运输力不足的关键是汽车数量少，损失大。志愿军后勤(一、二、三分部)入朝时汽车共735台，至十一月十二日以被敌机炸毁315台(含翻毁车20多台)。邓华在《对美敌作战的初步经验总结》一文中谈到志愿军后勤供应问题时，也提到入朝二十天车辆损失即达六百辆以上。当九兵团入朝后，车辆的需求量更大，据东北军区后勤部计算，按十一个军计算(炮司和后勤各按一个军算)，仅粮菜供应(弹药、汽油未计)，就需要一千五百台车，才能保证全军吃上饭。

由以上可见，由于志愿军入朝初期后勤能力非常薄弱，且美军掌握完全制空权，采取毁灭性轰炸的方针(每日几百架、几百次轮番地侦察扫射与轰击，夜间也至少有四五次大量投掷高度燃烧弹。敌机可低飞到碰坏高压电线杆，低飞到扫射汽车装运弹药爆炸而击毁敌机本身)，因而部队最急需解决的给养和弹药亦面临极大的困难，冬装问题自然更加无法解决。虽然后方物资有储备，东北军区或分部后勤报告前送的物资有多少多少，但真正到达一线的数量有限。即使是先入朝的十三兵团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如三十八军后勤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中抱怨：“东后及分部由电报所分发的东西，大部限于纸上空谈，现在远不知在何处，何时来到手”。一分部供应三十八军二次战役的物资，电报上称送了多少车多少东西，实际只收到白面三车，炒面七车，实物五车(还不知道是发给哪一部分的，是被截留下的)，另外加上部分弹药，仅此而已。因此，对九兵团来说，能吃上饭，打得响是第一位任务，有限的运力应首先保障这两项。不能说因后来发现冻伤严重，就反过头认为应该先解决棉衣问题。因为如果没饭吃(事实上已经有大批饿饭甚至饿死的情况发生)，那将面临更严重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