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死因于正史不载，只暗示是病死。但明人陆钺的笔记《病逸漫记》说：“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此为民间的一种说法。《明史本纪十一》对其的评价还算公允：“景帝当倥偬之时，奉命居摄，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斋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猝，不克以令名终，惜夫!”

不能不提及于谦。作为景帝最为依仗的重臣，又是“国防部长”，他的命运在英宗复辟的时候就已注定了。于谦是尽忠报国之士，但也过于书生气，更不善权术。“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 于谦做事不避嫌怨，不避风险，一心在污浊的政治现实中独树一个清洁的形象，同时这也造成他个人的孤高不群和官员们对他的误解和疏离，“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此外，宣宗赏识、景帝倚重，政治上的大用和为官的清廉让他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使他成为一个严厉的道德设计人和律法者。“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于谦追求政治的纯洁性，显示出不切实际、不计后果的激进倾向，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刻薄态度。比如对待瓦刺，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议和，以至英宗归国之后，明与长城以北基本断绝了往来。他不顾大局，力主北伐，“谦以上皇虽还，国耻未雪，会也先与脱脱不花构，请乘间大发兵，身往讨之，以复前仇，除边患。帝不许。”对待功臣他奖赏很薄，认为“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所以石亨虽为他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却虽“总兵十营，畏谦不得逞，亦不乐谦。”以至到了后来，众人都觉得皇帝“宠谦太过”。而他支持迎回英宗，也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无政治远虑，终酿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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