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司马光掩盖赵光义弑兄篡位的悖逆、血腥罪责，把夺位的始作俑者强加在一个高级太监身上，让王继恩为太宗顶雷。然而，这位睿智学者却聪明的埋下了伏笔，彰显良苦用心。司马光并不否认太宗篡位的基本事实，甚至为后世预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回望浩如烟海的史料，正史记载的不一定都是真理，野史道出的反而是真相，谣言的泛滥流播正是因为真相的不透明，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讳莫如深、总是藏着、掖着，谣言往往止步于真相的及时公布。司马迁的《史记》被视为信史，秉笔直书的他却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所以司马光此举亦属自保之策，可以理解。而私家野史则无此顾忌，于是野史成了弥补正史之不足的重要依据，野史不一定“野”，正史不一定“正”。

另一种解释对宋太宗赵光义就极为不利了。这一说法认为，所谓“烛影”，根本就是在幽幽黯淡的烛光下，酒酣耳热、杯盘狼藉之时，赵光义亲手杀死了正在患病的亲哥哥。“斧声”则是赵匡赢用那把史上有名的玉制斧柱，在拼命击打自卫时发出的声音。

还有一种为光义和赵氏后人所能接受的声音，也就是《宋史》里记载的所谓的“金匮之盟”一说，一直作为赵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证据，也屡屡见诸于各类正史之中。据说杜太后临终前，有感于五代十国时后周幼主临朝的纷乱局面，为避免悲剧重演，对赵匡胤说：“你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后周继位的柴宗训年龄太小，不能驾驭群雄，不能凝聚人心的缘故，如果后周继位的是一位成年皇帝，你能这么轻而易举的‘黄袍加身’吗？你怎能拥有今日的富贵？光义是你弟弟，谋勇兼具，能力出众，你将来将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大宋社稷、黎民百姓之福啊！”

赵匡胤深以为然，点头同意，于是命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约，封存在金匮里，交由一位老成的宫女保管起来。这就是“金匮之盟”的由来，也是作为光义“兄死弟及”的合法依据。

这说法也经不起仔细推敲：宋史记载，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当壮年，英姿勃发，精力充沛。太子赵德昭已年满14岁，转眼就将成年，假设几年后太祖去世，德昭已经过一段时间打磨历练，应该不会出现后周世宗柴荣遗下七岁孤儿撒手尘寰而群龙无首的乱局。杜太后是公认的贤明聪慧之人，应该不会出此有悖伦理纲常的昏招或下下之策。

如果真有“金匮之盟”，太祖刚一驾崩就应该公诸于世，然后堂堂正正的当起皇帝来，为什么要等到太祖归天五年后，太宗篡位的消息不胫而走，闹得非议汹汹时才拿出来，煞有介事的例举证人，公布“金匮”盟誓内容，此举已有心里发虚和画蛇添足之嫌。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金匮之盟”不过是、欲盖弥彰、子虚乌有，是临时炮制出来的谎言、大“忽悠”，连宰相赵普也脱不了干系，大有合谋之疑。

《宋史·太祖本纪》中对太宗赵光义不吝赞美之词，大加推崇，但字里行间也以坊间的议论为名提出了一些含蓄委婉的指责，虽然点到为止，抬笔很轻，落点却极重：“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值得一提的是，《宋史》是元丞相脱脱组织编撰的，中国自古就有千秋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论史惯例，时过境迁，江山换主，遣词造句早已没那么多忌讳了。

这段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大意是：“为什么不等到太祖死后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涪陵县公为什么被贬斥而死？武功王为什么不明不白自杀？太祖遗孀宋后去世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礼仪发丧？疑点太多，后世很难没有议论、质疑啊”。几个反问，犹如几支利箭，箭箭落靶，一语中的，再多的巧言令色，极力辩解在这寥寥几句诘问下都显得苍白无力。

按周礼常例，新君即位后次年改用新的年号纪年，可赵光义甫一即位，就迫不及待的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是否他心怀鬼胎，作恶心虚，急不可耐的为自己正名，想漂白自己，造成既成事实，以堵天下苍生悠悠之口？

涪陵县公也不是等闲人物，正是匡胤、光义的弟弟赵光美。“兄死弟及”，按此逻辑，下一轮皇位的继承人非光美莫属，在为子孙扫除藩篱荆棘的惯性思维下，光美必须死！于是光美被以企图篡逆谋反之罪名，不明不白被削去魏王封号，贬为涪陵县公，安置在荆湖北路的房州。赵光美到房州后，日日忧惧，抑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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