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

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

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戛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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