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事件让读书人寒心，离心离德者渐多，侯生、卢生私下议论：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

于是侯生、卢生用脚选择，远逃他乡。

知识人的沉默、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警醒。然而当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毁灭。始皇帝错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知识人不合作，是他先前统治手段不够坚决，因此他要对那些知识人大开杀戒，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随着政治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统一人们的意志，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以保证效率优先的行政原则。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观点看则根本不足取。侯生、卢生所揭露的事实，以及他们不愿与政府继续合作的实际行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在知识人心理层面所投下的巨大阴影。整个社会普遍畏惧以言获罪，举国上下都在看着最高统治者一人脸色说假话，说大话，说胡话，那么这个政权还怎能有希望呢?

不久，侯生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有一段对话，值得一读：

始皇：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死，惜陛下国之亡耳！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徵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吾可以变乎?

侯生：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大秦王朝二世而亡，或许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但李斯提出的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焚书坑儒两大虐政，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据司马迁分析：

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郭沫若《秦汉之间的儒者》据这些资料也有很好的分析，大意是不能将知识人逼上死路，知识人不一定能够帮助帝王成就盛世伟业，但知识人如果与社会底层破坏力结合，推翻一个旧制度并不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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