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特别是当权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愈大，责任越大。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对应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却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有些当权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

比如，由于当事人失职而出了问题，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当权者呢，也应该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有关的领导责任，这是当权者的本分，也是应有的觉悟和境界。但是少数当权者却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是认真吸取教训，不是积极纠正失误，而是煞费苦心地在如何推脱责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遮掩不住了，便启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让直接责任人逃脱应有的处罚，自己也就相安无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责任人，谁让他出错呢，全都担着吧，自己则若无其事;还有的用“轻”功，稍微放下点架子，避重就轻，象征性地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再来点“蜻蜓点水”式的“自我批评”，至于其它的具体责任，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既不照章办事，更不引咎自责的做法，与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径庭了。

再如，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险难，不怕死伤，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某些眼光“敏锐”、思路“开阔”的当权者来说，在面对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这些英雄行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类“聪明”，玩起了“曲线纠错”的伎俩——他们不是从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是围绕这些英雄行为大做文章，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英雄行为，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关注点，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把这些英雄行为说成是领导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数年，展示一时”。文过饰非一番后，坏事在他们的嘴里和宣传工具下摇身一变成了“好事”，事故责任也就相对地“轻描淡写”了。这样的手段确实是“高”——“高”得离谱，“高”得邪乎，不但掩盖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训，而且败坏了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确实，自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问题的发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当权者就没有认错担责的勇气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责任，丢了“乌纱帽”;二是怕被别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丢了面子，令自己难堪;四是怕不能被别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风头”的“大帽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担责任了，甚至把错误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发展到——讳疾忌医了。

其实，自责就是严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当权者是否具有严以律己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承认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从他身上找到严以律己的勇气呢?而一个缺乏严以律己精神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确地对待别人、对待错误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荡、襟怀坦白的当权者，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敢于承担责任。他们知道，承担责任，就是为了反省，为了改过，为了以后的进取，这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人、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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