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的这两位秘书的说法，尚未见诸文字。当笔者跟比较知情的人议论陈伯达推让“第四位”的问题时，他们认为不一定可信。

第三种版本是《周恩来年谱》和《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书中的说法。《周恩来年谱》载：8月6日(指1966年)，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把原列于第七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苦撑危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这种说法于实、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和可靠。

第四种版本即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她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原来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的“第四号人物”的来历。对此，陶铸说过：“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陈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是否还有其他版本，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一)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二)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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