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