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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