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和宋美龄倡导推行的那场新生活运动，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评价不高。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认为，倡导推行新生活运动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倡导者和推行者的主观意愿太多了;把一个人的长官意志通过行政命令推给各界民众，未免脱离国情脱离民众，等等。1935年2月，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内容，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过分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虽然逐渐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捐物等与抗战有关的活动，但因新生活运动本身过分注重形式，其思想内容脱离当时国情实际，且过于空泛，更为严重的是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诉求相去甚远，新生活运动已呈后继乏力之势。

1949年2月，在新生活运动发起15周年前夕，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早已无暇顾及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便在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上报的请示中亲批了“暂停办理”四个字。于是，一场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也许是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向来对搞运动情有独钟，已撤退到孤岛台湾的蒋介石又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人认为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但因对此缺乏研究考证而不得确认。

另据媒体披露，蒋介石在台湾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台湾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保护和复兴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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