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记载，战败等待受降的日军高官很熟悉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寡廉鲜耻，他们在交出资产时故意隐匿一部分财产不入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官员，以此作为做“买路钱”。比如，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后，把留下的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和汽车等，秘密交给作为武汉地区接收委员会主任的国民党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郭忏将大部分接受受降财产变卖后私自截留，只将一小部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给国民党上层官员。

1946年7月，蒋介石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等单位接连不断的报告中陆续得知，接收日伪财产中出现的各种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已在广大民众、知识界和国民党内怨声载道，才开始意识到日伪财产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并认为接收工作的混乱黑暗已成为“政府最大之耻辱”。于是，蒋介石下令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组成一个庞大“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以北京、上海、天津为清查重点，于同年9月初紧急赶赴国内各地展开一次“全面清查”。

据史料记载，发了抗战胜利横财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了保护各自在接收中获得的巨大利益，都纷纷向各清查团组里安插人手，以此明争暗斗之烈，保护自己不受清查。 比如，派出的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多月没办一个案子，但清查团成员们却各自腰包鼓鼓地打道回府了。

当然，派出去的清查团也有收获甚丰的。比如，以团长李嗣聪为首的冀察热绥清查团，一行八人通过在天津进行为期两周的清查，竟然查获出当时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刘乃沂贪污案”。经查，大贪官刘乃沂贪污拥有公馆3处、汽车2辆、黄金2000余两、美金1万元、珍珠1万余粒、皮筒150余件、金镯12只、金表3块，还有水泥、白糖、钢铁等大量物资，并有接收三家日本人洋行的大量物资也未呈报，藏匿物资总价值高达10亿法币之多。蒋介石接到关于刘乃沂案的报告后，当即作出“刘乃沂处死刑，唐静海督导不力，令其引咎辞职”的手谕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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