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

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

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

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泾、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P.178)。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地狭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66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石岂，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石岂，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三门天险，隋唐政府都曾进行过改进计划，但效果并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县西北)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再达于京师的办法漕运粮食。这样虽然绕过了三门天险，但陆运花费很大，而且小平至陕州的陆路必需经过险峻的崤、函山谷，风险也很大。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复水运，“诏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运量。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褚朗凿三门峡为梁，其后杨务廉又凿三门峡为栈道，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直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转输法漕运粮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裴耀卿在黄河、运河和渭水交汇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漕粮先输入东仓，再开山路八十里，陆运到西仓，最后漕运到关中。这样，即缩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运输效率。史载，连续三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钱三十万缗，漕运费用之高可以想见。“用斗钱运斗米”之言不虚也。

另外，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惟有洛阳，“鏶、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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