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15期，作者：乐陶，原题为：《“武侠文艺大国”的实战水平如何?》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乃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游侠群体销声匿迹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与武术距离遥远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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